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岁月里，战斗在晋西吕梁山地区的广大军民，为了保卫大西北，为了保卫延安，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晋西吕梁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它是保卫黄河、阻止日本侵略军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。广大军民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坚持山地抗日游击战争，使吕梁山地区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。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，山西太原失守，日本侵略军更肆无忌惮地继续猖狂进攻。祖国山河大片沦陷，局势动荡，人心惶惶，一时，“恐日病”和“亡国论”甚嚣尘上。在这山河破碎、人民遭殃的严重关头，国民党卫立煌和阎锡山的军队畏敌如虎，在日军还没有来到之前就纷纷向晋西南地区逃跑。他们见青壮年就抓，见财就抢，所经之处，一洗而空。老百姓一个个咬牙切齿，痛骂国民党军队是刮民党。
一九三八年二月底，临汾失陷。日本强盗气势汹汹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到处横冲直撞。此时，日军以二十师团、一O八师团沿同蒲路疯狂地向晋南进犯，并以十一师团的主力由蒲县向大宁县进犯，企图强占马头关渡口(黄河渡口)，西渡黄河，向陕甘宁边区进攻，向革命圣地延安进攻，並妄图一口吞掉吕梁山地区抗日武装力量。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，吕梁山地区的广大军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反对“恐日病”和“亡国论”，坚持抗战。
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，他们说: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，在国难当头的时刻，人人有责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不少青年男女积极踊跃参加八路军。部队就在这个时候补充了大量的新兵。但由于缺乏武器，少数战士只有一支梭镖和四颗手榴弹。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我军只好一面休整，一面依靠群众、宣传群众、组织群众，开展山地游击战，创建抗日根据地。
三月初的一天，奉八路军一一五师罗荣桓政治委员、陈光代理师长的命令，我六八六团从汾阳、孝义以西山区杨家庄地区出发，经过隰县，进至蒲(县)大(宁)公路以北地区，在白儿里村阻击日军的进攻。这时，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，丢盔弃甲，向南撤退。卫立煌到我团指挥所观战。他亲眼看到日军数百人在飞机、大炮的掩护下，向第六八六团二营五连阵地猛攻，战士们在连长王永录（本号注：原文如此，似应为“禄”）同志的指挥下，英勇顽强地向敌人冲杀的情景。他称赞地对杨勇团长说：“贵军打得真好，打得这样勇敢顽强，古今少有，令人钦佩。贵军真是教养得好，指挥有方呀!”
翌日，我团奉师首长命令，继续向蒲县至大宁公路以北地区开进，拟在午城镇以北地区集结待命，捕捉战机，配合六八五团歼灭向西进犯的日军，保卫黄河，保卫延安，保卫陕甘宁边区。
元股证券:ygzq.hk夜袭午城镇 首战告捷
由于侵犯大宁地区的日军连遭我团的伏击，吃了败仗，驻蒲县之敌必然前来增援。
午城镇位于蒲(县)大(宁)公路的中段，这里是崇山峻岭，有一个三岔路口，公路是沿着山冈和干河沟修筑的，沿途两侧均是挖有窑洞的村庄和一些庄稼地，荒山上有草丛、树木，这种地形利于隐蔽，是设伏的妙地。
为了熟悉地形，我团的侦察员同志化装成农民到午城镇侦察地形和搜集情报。杨勇团长率领营、连干部化装成老百姓，到现场勘察地形，预定设伏方案，并指令部队化装老百姓，在山上打柴、拾草、放羊、放牛，迷惑敌人。
我们一连等了好几天，都没见到敌人的影儿。一些干部和战士不耐烦了，有的说是否暴露了目标，有的说也许敌情有了变化等等。各种各样的猜想直接影响着部队的情绪，必须解决好这个问题。当时我任团政治处主任，我们仔细地分析了部队的情况，针对这些新问题，立即派干部深入连队，并责成各级干部，党、团员和积极分子，人人做宣传鼓动工作，向全体指战员讲明打埋伏就是要耐心等待，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走路，不要怕落空，要沉得住气。并向大家讲清，我们已掌握了日军的规律，他们一定会来的，大家要有信心，要耐心等下去，定能捕捉住战机......
三月十七日下午，太阳已经偏西。在团指挥所里，突然，电话铃急促地响了，杨勇团长拿起话筒，紧锁双眉，认真地听侦察员报告敌情。顿时，杨团长紧锁的双眉舒展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跟对方说：“敌人来了就好，你们继续观察敌人的行动。”我急忙跑到设在山顶上的观察所，用望远镜向东望去，只见在那蜿蜒的公路上，腾起一阵阵黄色的灰尘。我们断定是日军的汽车队。
当我回到设在窑洞里的团指挥所时，彭雄参谋长给旅部打电话刚完，他对我们说:“情况已向旅部作了报告，代旅长李天佑同志指示，不要打，把敌人的汽车队放过去。”我询问了一句，为什么不打。参谋长告诉我们说：“以往日军行动的规律是：白天行动，夜间龟缩。预计敌人的汽车队在我们破路断桥的情况下，天黑以前可能会龟缩到午城镇去。待敌人在午城镇宿营时，你团再派部队乘夜突然袭击鬼子的汽车队，消灭敌人。”当我们弄清了情况和上级的意图后，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：“妙!”
黄昏时，侦察员向团指挥所报告：“敌人的四十五辆汽车停在午城镇通向大宁县的公路上，有十几个鬼子占领了公路北山头。”逐渐，夜幕降临，公路两侧的山影黑漆漆地连成一片，四周静悄悄的。杨团长命令三营按照预定的方案夜袭午城镇，打掉午城镇日军的汽车队。三营的指战员听后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在营长何忠伟和教导员刘西元的指挥下，以一部兵力歼灭公路以北山头上的敌人，以营的主力分进合击，迅速摸进午城镇街里，从四面包围敌人的汽车队。部队到了伏击地后，只听指挥员一声令下，所有的轻、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，子弹象暴风雨般落在敌人的汽车上。顿时，汽车着火了，火光把公路照得通明。
战斗打得非常顺利，速战速决，共击毙敌人三百多名，烧毁汽车四十五辆。夜里两点多钟，我带着政治处的几个干部和警卫连一个班到了午城镇街里。我们见到公路上一长串汽车还在燃烧着，散发出一种呛人的怪味，部队忙于在打扫战场，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两侧的野地里。我询问部队的伤亡情况，三营同志报告说只伤三人。我高兴地说：“打得好!打得干脆!首战告捷!”三营的指战员们兴高采烈地背着刚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、掷弹筒、三八式步枪，撤出了战场。
张庄、井沟伏击战
杨勇团长和彭雄参谋长在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。杨团长说：“敌人今晚在午城镇遭到我们的突然袭击，损失惨重。估计明天增援的敌人不会太少，我们要切实掌握敌情，抓住战机，吃掉敌人一股，给鬼子迎头痛击。再打它几个胜仗，鬼子西渡黄河的企图就得考虑考虑了。”
参谋长指着地图上井沟到张庄的地段说：“根据旅部指示，把部队布置在公路南北预伏地段上，只要敌人一进来，我们部队就按预定方案，突然出击，歼灭鬼子!”
团长接着说：“对!就这样干。命令各部队十八日拂晓前进入指定地段隐蔽，待机歼敌。”
当时的部署是：各营的参战部队分别开进，于十八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埋伏地段，隐蔽在山沟草丛里，以逸待劳，准备歼敌。
三月十八日清晨，太阳刚从东方升起，敌机就贴着山沟低空飞来，象报丧似的一对接着一对吼叫着。敌机在午城镇地区盘旋扫射，盲目地投弹轰炸。有几颗炸弹在三营埋伏地段上爆炸，烧着了一片荒草。我们担心三营暴露目标，更担心同志们的安全。我急忙拿起望远镜向三营方向望去，从弥漫的烟幕中看到，部队仍一动不动地埋伏在山沟草丛里。敌人的狂轰滥炸，反而锻炼了部队的防空本领。
到了上午八点多钟，代旅长李天佑来电话告诉我们：日军一O八师团六百余人加上一个炮兵中队，正由蒲县出动，向大宁方向增援，已沿公路向井沟以东开进。并指示：敌人过多，不要硬干。井沟以东有旅侦察连向蒲县方向侦察警戒;第六八五团在午城镇以西设伏。在当面敌人的后尾离开井沟时，立即出击，歼灭其于张庄、井沟地段。
我们按照旅部的指示，进一步检查落实打伏击的准备工作。不多一会儿，敌机掩护着的数百名步兵，马拉着的九二式步兵炮，夹杂着几辆汽车，列成行军队形，向我们的埋伏地段开来了。十点钟左右，敌人的先头部队到达井沟地段。由于前几天吃了亏，敌人显得很谨慎，更加胆小起来，由一路变为两路、三路行进，边走边向四处射击。眼看敌人离我们打埋伏的部队只有二三百米了，大家的心情极不平静。
这时，团长断然地拿起电话向部队发出出击命令。埋伏在公路两侧的部队见到出击信号，立即打响了轻、重机枪，仇狠的子弹象暴雨般地射向敌群;迫击炮弹也不断地在敌群中开花。顿时，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。狡猾的敌人不甘心灭亡，利用汽车和公路旁的护路沟作掩护，进行垂死挣扎。敌人的掷弹筒、九二式步兵炮向我方开火，敌机也不停地在我军阵地上空俯冲扫射。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枪声、手榴弹的爆炸声、炮声和战士们的喊杀声混成一片，在山谷里震荡着。公路上的汽车被打得七零八落，战场上硝烟滚滚。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，一个个象兔子似的连滚带爬地钻进了张庄、井沟村的窑洞里，妄图负隅顽抗，死守待援，伺机反扑。
十九日上午，敌机前来支援张庄的日军。这时，躲在窑洞里的敌人认为反扑时机已到，组织了百余人分多路企图抢占张庄东北的一O一六高地。敌机对一O一六高地进行疯狂的扫射轰炸。面对凶恶的敌人，坚守在一O一六高地的三营一部，毫不畏惧，越战越勇。当敌人快要冲上来时，他们把几排手榴弹投向敌群，然后，一跃而起，端着刺刀向敌人反冲锋。霎时间，刀声铿锵，杀声阵阵，山坡上展开了一场激
烈的白刃格斗。指战员顽强奋战，打退了敌人的反扑。残存的敌人狼狈地龟缩到井沟村窑洞里。
黄昏后，张庄的日军也收缩溜进井沟窑洞里去了。这时，我们采用小部队出击的办法，组成战斗群，用手榴弹逐个歼灭龟缩在窑洞的敌人。由于敌人钻进了窑洞，拖延了战斗时间，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，一直拖到二十日，部队还在继续与龟缩在窑洞里的敌人战斗。白天，敌机轮番地支援在井沟窑洞的残敌。敌人一见到飞机前来支援，就企图乘机反扑，扩大窑洞外围的控制地域。我们以火力大量杀伤敌人，制止敌人的扩张。整个白天，双方进行了拉锯战，敌人冲过来，我们又反过去，循环往复，相持不下。后来，敌人又死守窑洞待援。这时，我们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，用日语喊话，瓦解敌人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敌人的伤员听到我们的喊话后，就慢慢地向我方爬来。但是，前来投降的伤员却遭到了敌军官惨无人道的杀害，造成了敌人不敢再向我投降的恐怖气氛。
敌人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，不断向他们的上司呼救求援。翌日黎明后，蒲县增援之敌向井沟逼近，百余名残敌在飞机的低空掩护下，拖起九二式步兵炮向东突围。在敌人援兵接应下，会合于井沟以东，边打边逃，十分狼狈地向蒲县方向逃窜。
十九日夜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杨勇团长和我一起到达张庄附近，刚跨上公路桥向前行走时，我一脚踩在一个日本兵的身上，感到他的身子还是软的，便叫警卫员用手摸一摸他的胸口。警卫员说：“心口还是热的。”我忙用日语喊：“日本士兵不要怕，缴枪不杀!我们是八路军，优待俘虏!”这个装死的日本兵“咕咚”一下坐了起来，冲着我们讲了一通日本话，可是我们一句话也听不懂，只好叫两个战士把他送到团俘虏收容所。
通过翻译，这个俘虏向我们讲：“一O八师团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六百余人，还有汽车骑兵，是从东边一个县城(蒲县)向西(大宁)方增援的。我们一进到这里，就遭到你们的伏击。我是负了伤才装死的。当时，我听到你们的军队都说中国话，我又听不懂，后来，幸亏你们一位喊日本话的人救了我这条命，不然就死了死了的。我在大队部里当会计。”
我们的翻译说：“你是一个胡子兵，看来有四十多岁了吧 ?”
他连忙回答说：“我是一个带眼镜的会计，比我年岁大的，大大的有，还有老年人。天皇下了征兵命令，不来不行呀。”
接着，我们的翻译对他说：“你的眼镜被摔坏了一块，只有一个镜片了，行动不方便吧?”
他很感激地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掉了一个镜片，比死了死了的好。”这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他还反复地对翻译讲:“谢谢你们八路军救了我的命。”
配资在线门户二十日黄昏后，我指挥一营一个排去抢日军的九二式步兵炮，由于协助我们行动的一营打了一发白色信号弹，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行动，用火力杀伤我们数人，致使抢炮没有成功。记得到师部开会时，罗荣桓政委曾对我说：“老曾，你这个政治处主任指挥一个排去抢炮，能行吗?”我回答:“接受罗政委的批评。”
张庄、井沟战斗，击毙日军五百余人，俘虏一人，胜利品很多。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吕梁山地区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。
薛公岭伏击战
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旬，我团奉命进入伏击地域，决心歼灭汾离公路来往之敌。
薛公岭位于汾离公路的中段，这个地区有崇山峻岭，有茂密的森林和草丛，海拔一千七百多米，公路在山间盘旋，道路崎岖不平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是敌人来往于汾阳县至离石县的唯一要道。公路两侧是无人区。这给我们打伏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当时已是深秋季节，漫山遍野红叶迷人，部队在山区杳无人烟的树林里露营，困难是很多的。早晨和夜晚，山区的寒气袭人，战士们衣服单薄，一个个冻得直打寒颤。到了晚上，有的同志说：“我们都当‘团长’(互相偎依在一起睡觉)了。”
部队按照规定严密地隐蔽着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。十八日黄昏前，两个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向杨勇团长报告说：“鬼子的二十五辆汽车，下午五时左右已到达王家池日伪据点。”
团司令部当即将这个敌情通报了所属部队，判断敌人的汽车队十九日一定会西去。为了万无一失，各部队认真检查埋伏部队临战准备情况。全体指战员听到敌情通报后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兴奋地说，等了几天了，到底没有白等呀。
十九日下午一时许，日军的汽车队果然从王家池据点出动了。他们还是采用老一套的办法，首先派出二十余人的骑兵搜索队，沿着盘山公路向薛公岭制高点奔来，占领野战工事，准备掩护汽车队通过薛家岭山凹(这个支撑点，敌人有任务就来，完成任务就撤回)。日军一边走一边打枪，既进行火力侦察，又为自己壮胆。同志们愤恨地说：“他们这套鬼把戏在我们面前已经不灵了。”埋伏在公路右翼河旁一个破房围墙里的小分队(团特务连一个加强班)，十分沉着，不管敌人怎么射击，他们都一动不动，密切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。
敌人的骑兵搜索队到了野战工事支撑点后，就沿用以前的办法燃烧起一堆火，表示搜索队已到指定位置。王家池据点里的敌人见到信号，车队立即向薛公岭驶来。团特务连连长朱耀华同志是个青年红军，作战勇敢、机灵，他判断敌人遭到我军袭击后，一定会利用公路左翼的破草房围墙作掩护，就事先在这个围墙里埋上炸药，接上了电池和导火线，等待敌人落网。
一会儿，只见日军的汽车队扬着滚滚尘土，轰轰隆隆地沿着盘山公路向我们伏击地域开来，车上的日本兵沿途放枪。敌人的头一辆汽车被我伏击班的轻机枪击中了，顿时浓烟滚滚。后面的汽车前撞后翻，歪倒在公路旁的护路沟里。这时，军号吹响了，红旗在摆动，隐蔽在草丛、山坡、树林里的轻、重机枪猛烈地急射，仇恨的子弹象雨点般地射向敌人。
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上爆炸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。狡猾的敌人想逃到公路旁的破草房围墙里边抵抗，还没站稳脚跟，就被结果了性命。勇士们象猛虎下山，直扑敌汽车队同敌人拼搏。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同志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他身先士卒，亲自当炮手，几发炮弹全部命中了目标，摧毁了薛公岭敌人的支撑点。
这次伏击战，速战速决，击毙敌人三百余人，烧毁敌汽车二十五辆，缴获敌人步枪二百余支、轻机枪十二挺、掷弹筒六具，还有弹药、医药、大米等大批物资。
曾思玉（1911年3月2日－2012年12月31日），江西省信丰县人，1928年参加革命，1930年参加红军，1931年1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0八团二连政治委员、一○七团代政治委员、一0九团政治委员，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、第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、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、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、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、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政治委员，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、第八军分区司令员，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，冀热察军区司令员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、司令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等。
建国后，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军长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、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沈阳军区参谋长、党委常委、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武汉军区司令员，济南军区司令员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华金证券，南京军区顾问等。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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